“中汇人寿”、“瑞众人寿”的正式获批，标志着历时7年之久，让行业为之牵挂的四家被接管公司的风险处置工作，取得重要进展。

任何行业的发展都伴随着风险，我国保险业也不例外。在发展的40年间，也曾经历了数波风险，多家险企遭遇风险处置问题。

第一轮是2000年前后的行业发展早期，政策手段不完善、市场认知有限，新华、中华联合等险企未严格遵循保险原理开展经营，因此遭遇了重大风险。

第二轮是在2010年前后的行业快速发展期，股权结构、产品类型、投资渠道等逐渐放开，市场活力得到有效激发，但部分险企如安邦、MT系等，走上激进经营的道路，引发了各类严重风险。

第三轮是在2020年前年后，随着经济结构调整、产业转型升级，有些行业的股东因此经营状况恶化，无法持续补充资本，使险企面临偿付能力危机和持续经营的风险。

随着风险的演化，风险处置的模式也在不断探索。保险保障基金作为行业最终“防火墙”，多年来在推动化解风险、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方面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然而，从华夏人寿、天安人寿、天安财险、易安财险的风险处置开始，可以发现，保险保障基金的角色不再是从前的“主导者”，而更多是以“参与者”的方式出现——国资保险公司、保险保障基金等设立新公司，再行受让资产负债——风险处置的模式已经发生了嬗变。

如今，针对华夏人寿、天安人寿、易安财险等的风险处置尘埃落定，他们的故事即将翻篇，但与此同时，还有更多疑案仍在路上。截至2022年底，尚有18家险企未披露有关报告，其中仍不乏需要风险处置中的险企，而这些都需要巨量资金支撑。未来，风险处置的可行模式还会不会继续进化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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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企风险处置的难度不断增加，保险保障基金严重承压

截至目前的公开信息，保险保障基金共参与了6家险企的风险处置。从以上总结中，可以看出风险处置的难度不断增加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：

1、风险处置的资金需求量剧增

保险业的发展离不开宏观经济环境，随着我国经济近二十年来的飞速发展，险企依靠“杠杆”迅速膨胀，规模早与本世纪初不可同日而语。因此，当年仅需用动用几十亿元，即可化解掉新华人寿和中华联合的风险，但十年后仅安邦一家，就动用了近一半的保险保障基金，相当于救助了10家中华联合和20家新华人寿，更不用说拥有巨大体量的华夏人寿，及其同门的天安人寿、天安财险、易安财险，以及后续还需处置的其他险企了。

2、从入资到退出的时间越来越长

保险保障基金救助新华人寿，2年便实现全部退出；救助中华联合，2015年大部分退出，2017年全部退出，总共历时5年；在安邦项目上，虽然引战、挂牌的消息一直不绝于耳，但5年后的今天尚未真正实现任何退出。

保险保障基金退出的难易，与社会资本对保险牌照的需求密不可分。2010-2017年是行业突飞猛进、资本蜂拥而至、“一照难求”的时代，而现阶段保险牌照热度早已不复往日，极大增加了保险保障基金的退出难度。

3、退出收益的预期逐渐下降

如果说退出难度取决于供需关系，那么退出收益则取决于对险企经营状况的整改能力。尤其在牌照遇冷的时期，更加凸显了重组改造的重要性。

一家治理良好、经营稳健、持续盈利的险企，更容易以高溢价卖出。在新华人寿和中华联合项目上，保险保障基金都实现了超过20%的年化收益；从安邦项目的挂牌来看，三年60%的溢价，说明对收益预期已有所降低。

随着险企的经营环境愈发严苛，改造难度不断增大，可以预计未来的收益预期将进一步降低。

4、保险保障基金，未来不仅要开源，更要节流

2022年末和2023年初出台的保险保障基金新规，将原有的固定费率调整为风险导向的差别费率，并将缴纳上限从公司总资产占比调整为行业总资产占比，虽然提升了保险保障基金缴费合理性和积累空间，但也增加了中小规模险企和问题险企的缴费负担，在难以补充资本的情况下，“开源”手段是否有效，尚需时间验证。

从实际数据来看，保险保障基金2022年累积了203亿元，从2018年1月到2022年末的五年间，也仅累积了874亿元，平均每年累积不到200亿元，尚不够救助一家华夏人寿。因此，保险保障基金寻求与社会资本配合，开源与节流并重，更有利于其平稳可持续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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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环境演变，为风险处置新模式留下想象空间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保险行业官网上，截至2022年末，尚有18家险企连续数年未向社会公众披露年报。其是否属于第三轮风险处置对象尚不可知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其财务状况一定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，或资产状况不实，或偿付能力不足，且暂时无法通过自身能力解决。

仅列举其中8家比较有代表性的险企最后披露的资产规模，其数据依然是惊人的。

以上险企总资产合计已超过1.5万亿元，考虑到部分截止于4年或3年以前，目前很可能已发展到2万亿元以上，总规模超过了当年的安邦集团。

如此巨量的资产和复杂的风险，举保险保障基金一家之力开展处置，是非常不理智且不现实的行为。这些都倒逼行业加速风险处置模式的更迭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样的想象空间已经打开：

一是《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》修订，打破刚兑

修订后的《保险保障基金管理办法》，规定了对于利益超过5万元的保单，以及带有投资属性的保单，均无法得到全额救助，明确打破了“刚兑”。

无论是对于险企股东、地方政府，还是对于保险消费者来说，都是很好的教育过程，也能从另一层面防范潜在风险。

二是，对于风险机构以及保险保障基金而言，引入成熟团队，业务重整比单纯救助更重要

保险保障基金能够实现溢价退出的前提，是在化解风险的基础上，形成持续稳定的盈利模式。在行业更加内卷的今天，单纯由保险保障基金团队主导的方式，已很难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。因此，华夏人寿引入了国寿团队、天安人寿引入了新华团队、天安财险引入了太保团队……均为经营稳健的老牌险企，其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，能够早日带领救助对象走出泥沼，重回良性发展的轨道。

三是，《金融稳定法（草案）》明确可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

目前，《金融稳定法（草案）》已提请了人大常委会的审议，虽未正式发布，但政策精神已经贯穿至华夏人寿、天安人寿、易安财险等几家险企的风险处置过程中。

这部上位法的出现，为未来的险企风险处置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：

夯实了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，要求其履行辖区内金融风险防范、化解和处置责任，采取有效措施维护社会稳定。可以看到，在近一段时间的险企风险处置中，地方政府、地方国资已经开始发挥出巨大的作用。

强调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和市场化引入战略投资者的重要性，行业保障基金作为市场化、法制化的处置平台，依法履行促成收购承接、出资等职责。因此，这也很好的解释了地方政府在此轮风险处置中扮演的重要角色。对于具有市场化风险处置可能性的易安财险，首要就是市场化引入符合条件的投资人。

总设计师曾经说过，发展中的问题，要靠发展来解决。保险业作为管理风险的行业，也应不断完善自身的容错和纠偏机制。对于即将接受风险处置的险企及其股东来说，丰富的风险处置模式，也是多一重选择、多一道保障，多一份对保险消费者的负责。

除了央企、地方国资、大型保险公司以外，未来希望能够看到更多诸如大型民营企业、外资险企等有切实保险需求、经营管理能力和资本实力的市场主体，参与到风险处置的过程中，贡献宝贵的经验和智慧，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，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，共同助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。